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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7日

補發聖誕哈哈特輯:【鄉巴佬冷知識:媽呀,雪球真的會越滾越大!】

前兩天本村降下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普村同慶。但好景不常,溫度不低,到了下午,雪片變成雨點,雪綿冰變成巧克力奶昔。到了晚上,走在路上會有小溪流在一旁湍流,要不是穿了雨鞋,恐怕回家前要先到醫院截肢.。到了隔天,怕只剩下頑強不融的少數雪冰殘留在無人車踐踏之處,像散落四處的保麗龍。

保麗龍示意圖
下雪時最開心的有兩大族群:一、沒(或很少)看過雪的外國人;二、就算年年下雪還是年年都像沒看過雪的小孩子。
這幾天學校放假,新的工作就是每天分別帶安東和菲力普去散步,順便跟他們說說中文,工作內容跟遛狗的差別也許只在於我不用在大街上撿兩兄弟的大便...
涉水到他們家,本想說應該無法散步,畢竟路上不太適合行走,雖說瑞典人是風雨無阻的民族,但一路上除了兩位單車騎士(合理懷疑是不知道要怕的外國人),我是路上唯一的行人(為了賺錢風雨無阻的外國人),我想媽媽應該會猶豫一下,想個替代方案。想不到一開門安東就飛出來,說他要去玩雪,就開始在庭院裡飛跑大叫「catch me, Yunling!」(嚴重臭奶呆)。老娘心想,太好了,在院子裡跑一跑好過去散步踩水滑倒。所以就配合起他,在庭院裡演起「團扇撲蝶」的戲碼,(被)丟雪球,看他在雪地裡打滾,真心的快樂。
但跟遇到雪體力直升X-Man的四歲小孩玩捉迷藏也是很累的,加上他家庭院深深深不可測。
在地下室工作的爸爸,探頭出來關心,「Hi, are you well prepared?」,敢問您是指貴國的weather還是您的son啊?
「weather always, 您的son never啊!」逼得我在內心大喊。
後來安東開始吃起冰,地上撿起來就放嘴裡,甚至直接抱著雪人往人家身上舔...這畫面實在不太好看,我只好勸他進屋去吃真正的冰。菲力普跟他弟換班,上任宣布第一個政策就是「做雪球」,身心俱疲的我大竊喜「嘻嘻,太好了,不用滿院跑玩撲蝶的遊戲了」。
誰知道,雪球才是大魔王!
「我要做個雪沙發,妳來做雪球。」他遞給我一個小雪球,「把這個滾一滾。」
我想,在手上搓圓不就好了嗎幹嘛要請專職?
他看我一直不動,又重複一次:「去滾雪球。」
「怎麼滾啊?我不會。」
他看著我,此刻在他眼裡等同白癡的這個我看見他眼中的驚恐。
「妳不會?!」「嗯,不會,教我。」
他把手中的雪球放到雪地上,然後開始滾(球,不是他本人)。
神奇的事發生了。
雪球竟然越滾越大!
小小的雪球黏住草地上的雪,滾起來就帶著雪像地毯一樣的捲了起來,覆在小雪球上!本來可以一手掌握的雪球,在草地上尋求同盟,一下子就變成得用雙手推動的大雪球。
「媽呀!雪球真的會越滾越大!」早上起床時完全沒料到,活到這把年紀竟然還能經歷這種神奇的片刻,這種世界一輩子都有驚喜送給你的片刻,我謝天!
我這從沒滾過雪球的熱帶鄉巴佬,就開開心心的滾啊滾,把草地上所有的雪盡情的黏起來,竟然有種收拾整理的快感。
「好,把那個雪球搬過來。」老闆如是命令道。
一顆還好,兩顆還行,三顆還撐得住,四顆我準備歪腰,五顆我投降。
黏滿雪的雪球不但超級無敵巨大,還非常的重。因為這種黏的起來的雪,濕度很高,水分多,重量自然就重啊。
「為什麼一切道理都要親身經歷才會如此深刻呢?」此刻我問天。
好險小孩的沙發不需要太大,我的瑞典雇主也體諒我上了年紀需要休息,勉強讓我停下工作。放完冰淇淋假的安東從屋內奔來,重出江湖,直奔他哥辛苦打造的雪世界,又想把雪人推倒。這舉動掀起了一次大戰,拳腳在冰冷的空氣中飛,一下推雪人,一下推手足,和平時刻永遠不持久。玩久打久了,他們累,我維和維的也累,就奉勸大家都進屋去,結束瘋狂的一晚。
在玄關跟媽媽做本日總結時,廚房裡傳來安東五音不全的歌聲,剛剛飛踢哥哥撲倒雪人捶人不眨眼的暴君,竟跟著聖誕主題旋轉木馬音樂盒大唱「山塔~魯~喜~壓~」。
真是驚喜不斷的一個冬夜。

2015年12月26日

No Problem的朋友,No Problem的生活

在火車上認識的新朋友告訴我,人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跟自己做朋友,把自己當做一個很重要的人,對自己好,如果你喜歡自己,那就沒什麼你不喜歡的。他說他的人生中從沒有問題,如果遇到困難,你就比它更強大,然後一切都no problem。
這番話從一個在加薩難民營長大,2歲喪父,當記者的父親死於政治牢獄,5歲開始在街上幫母親維持家庭生計,5年前被以色列禁止回家,只好留滯瑞典至今的29歲巴勒斯坦人口中說出來,說服力十足。

六月認識這個朋友,一直沒有聯絡,心裡一直念著要去拜訪他和他的家人,靠北之旅期間體認到「順心而行」的樂趣,很享受一路上的經歷,所以回到韋克舍後,找了個晴空萬里的周末,到朋友住的小島拜訪。從韋克舍到朋友的小島要先搭火車到卡爾瑪(Kalmar)再轉公車行經跨海大橋到鄂蘭小島(Öland)的主要城市,總共需要將近三小時的時間。

來自巴勒斯坦的朋友名叫阿布度拉,今年29歲,結婚將近13年,有四個小孩,長期從事戰區兒童心理治療工作,創立了孩童的馬戲學校,一開始的運作由難民營裡的居民志願幫忙,現在已經由長大的學生們自行經營,向國外申請經費,足以雇用職員。阿布度拉說他從不接受跟美國的經費,他不信任美國的情治單位,也不希望資助單位對他的工作太多干涉,很多資助單位會利用捐款在巴勒斯坦蒐集孩童的資料,因此阿布度拉在取得資源時格外小心。

積極參與政治的他,五年前,被以色列當局逮捕,幸運獲得聯合國救援,來到歐洲,但交換條件是,他再也不能回到巴勒斯坦。從此他便留滯於歐洲,先在比利時工作了一陣子,又到西班牙,最後到瑞典落腳。現在的他,已經在瑞典開始新生活,在大學教授阿拉伯語,擔任地區政黨的主席,夏天閒閒就去幫朋友擺攤,賣紀念品給觀光客。兩年前,他的妻子和四個孩子終於可以到瑞典來,全家得以團聚。只是巴勒斯坦還有年邁的母親和其他家人,那些不知何時才能再見的家人和朋友。

「你知道以色列一年殺掉我們多少孩子嗎(註一)?我們就把他們生回來,他們殺不完的。」當我得知他年紀輕輕就有這麼多孩子時,看著我驚喜又羨慕的表情,他這樣告訴我。

阿布度拉的母親在他結婚時,告訴他一句話,「是巴勒斯坦人,就一定要生孩子,為了巴勒斯坦,要多生一點。」

總覺得「增產報國」這個過時的標語只是拿來說笑話時用的材料,想不到在地球另一端,有人竟忠誠奉行著。

阿布度拉的太太伊斯蘭,25、6歲,兩年前隻身帶著四個孩子來到瑞典,現在已經在鎮上一間旅館工作。來到瑞典,滿16歲的移民,只要得到身分證號,都可以免費參加SFI (Svenska för invandrare, Swedish For Immigrants)的課程,朋友告訴我,課程一般歷時兩年(註二),完成課程之後即可開始找工作。伊斯蘭不懂英語,但她的瑞典語已經十分流利,跟她聊天,我第一次很慶幸自己學了一些瑞典語。

我問她喜歡瑞典嗎?瑞典的天氣讓很多來自溫暖國度的移民吃不消,也常聽外國人抱怨瑞典人很難相處,伊斯蘭說:「喜歡啊,孩子們也喜歡,這裡很好,但巴勒斯坦也很好,只是我們沒辦法在那裡生活。」她的孩子們很快的融入當地生活,中間兩個分別才六歲跟九歲的孩子一放學回家就跟鄰居的孩子在家裡玩的翻天覆地了,十二歲的老大也已經在學校足球隊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

下班回家的伊斯蘭,帶著我去超市採購之後,便回家準備晚餐,她的雙手龜裂,長期的清潔工作給不了肌膚修復的機會。阿布度拉收完攤之後就帶著幾個同樣來自巴勒斯坦的朋友回家,伊斯蘭慢慢的準備晚餐,一邊哀嘆手痛,一面休息,把麵團揉好之後,便開始備料。男人們邊抽菸聊天,邊逗小孩,他們似乎有全世界的耐心,到了將近七點,才發現時間好像有點晚了,「妳餓了嗎?」阿布度拉問我,「在我家,肚子餓了就自己找吃,不要客氣」,他這種阿拉伯式的大氣,我慢慢發現通常得打個折,但聽著總是心暖。不等他說完,其他男人們打開冰箱,拿出大桶大桶的冰淇淋跟甜筒,吆喝著孩子們,一人兩球三球的先填起肚子來了。

阿布度拉已經幫著伊斯蘭切洋蔥,擀麵一陣子了,接著男人們一個準備沙拉,一個幫忙顧烤箱順便當擋小孩的路障,晚餐終於有個樣子。我因為是個客人又是個完全不懂巴勒斯坦料理的局外人,而被拒絕在這個料理團體之外,只好跟小孩拉咧練習瑞典語。

刻板印象中,中東婦女地位低落,像男人的附屬品。但在伊斯蘭家,我看到了另一種景象。

飯後孩子們上床睡覺,男人們拿起巴勒斯坦手鼓,一種錫製的,鼓面是塑膠材質的,看起來有點廉價,聲音偏尖銳的鼓,邊抽菸,喝咖啡,拍著節奏就隨意地唱了起來。「我不懂,為什麼你們住在難民營?」我不懂為什麼有人會在自己的土地上住進難民營。他們拿出手機,從1948年開始話說從頭,然後我們談論起政治,「不好意思啊,跟巴勒斯坦人在一起一定會談到政治」其中一個英文很流利的朋友突然覺得抱歉了起來,「沒事,我很喜歡政治,而且跟台灣人在一起也一樣」,這種奇妙的嗜好和國家狀態好不容易遇到知音,有什麼好抱歉的。

他們告訴我以色列建國後如何一步步用屯墾區蠶食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人又是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難民。「我們不喜歡埃及,因為他們把邊界守得很緊,我們向東出不了以色列,往西埃及也不讓我們通過。妳懂嗎?埃及讓我們的情況更糟。」伊斯蘭跟孩子們就是趁著埃及偶爾大發慈悲開放邊界時,透過國際組織的幫忙,才得以來到瑞典。有關係的人自然有辦法用正常程序離開,沒關係的人,就得像其他兩位朋友一樣,先偷渡到北非或土耳其,再想辦法進入歐洲,而巴勒斯坦就此成為一個一旦離開,就再也回不去的家鄉(註三)。

聊著聊著,阿布度拉的電話突然傳來臉書視訊的鈴聲,「啊,是媽媽打來,難民營通電了」,朋友們跟我解釋,難民營每六個小時才送一次電,所以只要電話響,就表示那邊有電了。阿布度拉把電話遞給一位年紀稍長的朋友,他剛來到瑞典,不諳英語也不懂瑞典語,我們的溝通都得通過翻譯。「我媽問他幹嘛不回巴勒斯坦?問他待在瑞典幹嘛?」這位朋友花了四年的時間好不容易逃出來,妻子家人都在巴勒斯坦,「我就在這裡等著死啊!」這位朋友很幽默,逗的大家哈哈大笑,笑著笑著,他突然就哭了起來,「花了四年出來,到這裡等死」,看到一個大男人認真地哭了起來,其他人笑的更加不可收拾了。

心一酸,鼻一酸,笑笑也就這樣過去了。

阿布度拉跟他的朋友們都有個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人生不存在什麼問題」,他們不恨猶太人,事實上巴勒斯坦有許多世居當地的猶太人,他們世世代代和平共處,只是以色列這個從天而降的國家,處處壓迫原本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根本不應該存在,他們很歡迎猶太人到巴勒斯坦居住,但並非透過強迫驅離並壓迫當地人的手段。很多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猶太人不斷在爭取巴勒斯坦人的權益,這樣的行動遍布全球,很多猶太人因為同情巴勒斯坦的立場,面對更加巨大的壓力,「這些人最慘,但也最勇敢了」他們說。

「妳今年幾歲了?」「喔,恭喜妳!」,我滿臉問號,「恭喜妳還活著!」他馬上跟我握手道賀。我笑了。阿布度拉的老大今年十二歲,「我大兒子今年十二歲,已經經歷五場戰爭了」,「我們巴勒斯坦小孩的年紀是用戰爭次數算的」,朋友告訴我。以色列每兩年開打一次,「他們讓我們休息兩年,重建兩年,然後一切再從頭開始,我的工作永遠都做不完,孩子們不斷受到心理創傷」,就連阿布度拉最小的女兒也都經歷過一次戰爭了。生活在長期的武力衝突中,早已見怪不怪,「每個巴勒斯坦人家,一定有人因為戰爭而死,不然就是受傷斷手斷腳的」,他們談起這些事情的平淡,讓我反而沉重了。

阿布度拉自稱共產黨人,他說:「我很自由,伊斯蘭也很自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是很危險嗎?」我問他。「當你愛自己,你就會用『愛』去行動,也就不可能產生『壞』念頭去傷害別人」,「所以以色列不用怕我們,他們怕是因為他們心虛罷了」。聊到將近午夜,我們到海邊散步,剛哭過的大男人似乎已經忘記等死的心酸,騎著伊斯蘭的單車扛著釣竿,到堤防上等待那尾從不上鉤的魚了。


(註一) 在2014年以色列與哈瑪斯的衝突中,以色列被質疑蓄意攻擊平民造成至少490名兒童死亡Counting the kids的統計顯示,從2000年以來以巴衝突中,兒童死亡的比例是平均1名以色列兒童喪生,就有15.8名巴勒斯坦兒童喪生。

(註二) 這個福利對象不包括本來就會說丹麥語和挪威語的移民,然而這個立意良好的政策通常要花兩年的時間上課,得到永久居留權後,還必須參加「認識瑞典」的課程,但通常得到永久居留都是至少兩年後的事情了,移民們早已「認識瑞典」。申請身分的程序與融入社會的政策不同步,讓有謀生能力、專業背景的移民或難民無法快速投入瑞典就業市場,參與納稅人的行列,而得依靠政府補助生活,增加了社會福利制度的負擔。

(註三) 以色列政府全面否定巴勒斯坦難民的返鄉權,1948年逃離「以色列」的難民高達70萬,難民分布在加薩、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約旦河西岸。而巴勒斯坦的難民身分特殊,聯合國成立一個專門機構UNRWA,專責處理1946年至1948年間受衝突影響之巴勒斯坦難民的相關事務。現在全世界估計有7百萬民巴勒斯坦難民,但他們的基本人權並未受聯合國1951年難民公約的保護,這讓巴勒斯坦難民的處境更加困難,例如,在敘利亞巴勒斯坦難民的身分是「世襲」的,即使敘利亞出生的後裔也無法獲得敘利亞身分。

(延伸閱讀)
風傳媒:以巴衝突的四大癥結

2015年10月13日

日不落國的14小時(完)─最後五瑞典哩

一瑞典哩就是十公里,很多路跑都會用哩(mil)來命名,但要記得,要跑十公里。(注意,挪威也有相同的用法。)

跟吸氣老人道別之後,我咬緊牙根走完這條通往正確大馬路的小路,不管有多長,都告訴自己只有兩百公尺,走兩百步就到了,一點都不難。

到了大路邊,二話不說把全身的行囊卸下,累到想哭,想躺平在地上好好睡一覺,下意識的拉開風衣拉鍊,嗅嗅汗味,確定它乖乖的待在拉鍊下的不同夾層中,再把拉鏈拉上,肥水不漏外人田。

然後整理好心情,回想了一下那個神奇的片刻,還是有點興奮,再想想美麗的鄉間小路和撒嬌的麋鹿,好了,可以整理頭髮了。

就算即將滿兩天沒洗澡,也要看起來很整齊清潔。

終於,站在這個車流如昨晚蚊子群的路邊,我覺得可以再從容一點。

緩緩的伸出大拇指,看到露營車就很想舉起左手指揮交通,請都速速通過,我一點都不期待你們停下來。過過過,像拿了一手爛牌或太好的牌,過過過。

突然一陣塵土飛揚,雖然所在之處有工程進行中,但路面都鋪好柏油了,哪來的塵土啊?然後一輛車出現了,停住。瞧它一眼,媽呀,這土厚的像是剛從地底爬上來,這是什麼狀況?我直覺又要遇到有趣的人了。

「嘿,你要去哪裡?」

駕駛是個約莫三四十的男子,個子應該不高,有點肉肉的,笑笑的,他的英語帶著很重的瑞典口音。

「嘿,我去基努納,你順路嗎?」

「哈,我剛好要去那裡工作,可以載你」

「太好了,感謝你!」

然後他下車幫我把行李放到後座,還是笑笑的,看起來有點害羞。

是輛輪胎很高的吉普車,踏板上布滿淺黃色的泥土,車內也是灰濛濛的,我上了車一看,哇,真的是地底爬上來的車,那塵土之厚,如果放顆種子澆點水,肯定能長出什麼。擋風玻璃不但霧濛濛,還有一大條裂痕自以為極光似的從面前劈過。看起來是輛很好用又耐操的車。
遠處的山就是礦場所在
我們交換了個人基本資訊,原來他跟麋鹿園區的送報大哥住在同一個村子,彼此互相認識,世界真的小小小。搭便車遇到認識的人,等等,認識的人?是的,只要有一點小小的交集,距離就瞬間拉近,尤其是麋鹿大哥說如果又在路上看見我一定會再載我一程的好心承諾支持著我走完上一段讓人想躺在地上大哭的路程,雖說最後因為走岔路沒能再遇見,但卻遇上了他的朋友,溫度巧妙的延續。

這位先生靦腆靦腆的,英語不是很流利,他盡力的跟我解釋他的工作內容,但只知道他在礦區工作,不是礦工,比較像是工頭或工地主任,要負責一些人員跟工具的事。這到解釋了車子為何如此黃沙滾滾。

基努納是個環山包圍的內陸城市,地區經濟高度依賴當地的鐵礦。挪威其實也有滿豐富的鐵礦與銅礦,只是因為近年來因為人力成本大幅提高,在挪威採礦已經不是門賺錢的生意,所以在挪威只能看到像九份金瓜石那樣曾經與礦山共生共存的小鎮。

挪威勒羅斯(Røros)採礦留下的石頭山,每年夏天都會搖身一變成實境劇院,演出當地的歷史故事
基努納鐵礦開採的很早,1647年第一批來自瑞典東南部的礦工進入這個城市,1902年對外連往海岸城市路雷歐(Luleå)和挪威那維克的鐵路開通之後,礦業就帶動整個地區的發展,人口也從1910年的7500人,一路成長到現在的2萬3千人。創立於1890年的礦業公司LKAB不只是提供工作機會,還規劃了基努納這個城市,在基努納,幾乎處處可見LKAB的痕跡,除了開礦之外,LKAB還要負責基努納市區的遷移,因為長期採礦,基努納市區的地層開始出現裂縫,為了安全考量,基努納市政府決定城市應該搬遷,2014年3月「新基努納發展計畫」上路,準備把城市搬到東邊3公里外的新市區。決定什麼要原封不動搬,什麼不搬原地拆毀,什麼不搬新地重建,歷經許多年的討論(更多細節可參考風傳媒:瑞典來鴻:從瑞典拆遷看中國「拆遷市長」),以LKAB的礦業公園來說,園區內的許多礦業相關的歷史建築就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遷建案也吸引了世界各國的設計團隊來腦力激盪,基努納政府認為這是史無前例的舉措,他們希望新基努納可以成為全世界最民主的都市遷徙計畫,認為新的城市會更好,目標是建造一個讓居民覺得美麗,現代化,並且保留了基努納當地精神和認同的新都。希望藉此搬遷,留給受氣候變遷影響的國家或市鎮一個參考和模範,所以整個基努納,甚至瑞典,對這次的搬遷都很期待並且引以為傲。在來到基努納之前,只要跟瑞典人提到想去基努納看看,人人都會提起這個生出新城市的案子,然後就是神采飛揚的把來龍去脈交代一次。 當地人也是,說到基努納要搬遷,好像期待與興奮多過不捨與不滿。這個搬遷過程不只是搬遷,是將城市擴張,需要三十、五十,甚至一百年去完成,得獎的建設公司White做的是一百年的城市規劃,建設公司有擔任「橋梁」的社會人類學家,負責將居民的聲音納入規劃,把居民的聲音變成規劃者和建設者的資訊,建設公司的目標是用「整體」(wholistic)的方法,讓新基努納的市容更融入當地北極圈內的獨特環境,並將城市推向一個更永續的方向。

 
看看建設公司如何介紹基努納搬遷案

「妳等下要仔細看喔,有個魔術妳一定不可以錯過」

差點陷入熟睡的我,被他突如其來出聲音,嚇的暫時清醒了一下。假裝鎮定,抬起頭,笑笑的回應:「你說有魔術?在路上嗎?」

「沒錯,等下我跟妳講。」

上車後,他連續興奮的連講三通電話告訴大家他在路邊載了一個台灣女生,然後不停發出令我驚喜的吸氣聲。在這些社交空檔之間,在聽到吸氣聲驚喜一下之餘,我的頭已經多次不受控制的重重往前掉,為了禮貌,我很快的把掉下去的頭轉向右邊,抬起,假裝看窗外風景,然後不斷的在這些安靜的空檔間重複這串動作。

「這是我爸從小就跟我玩的魔術。」

哇,就這樣闖入陌生人的家族記憶,有種突然被擺到他們家聖誕節餐桌上,或突然空降到別人家共用年夜飯一樣。

我們繼續在路上開著,很多卡車、貨車、露營車,路邊隨處可見懶洋洋的馴鹿三三兩兩的曬著太陽,其他隨處可見的還有礦區和森林。

「妳知道瑞典最高峰吧?」

嗯,瑞典最高峰,一點都不高,Kebnekaise,2097公尺,就在這附近,很多遊客都是衝著基努納附近的國家公園而來。

「妳看喔,這裡看的到那座山,看清楚了,那是瑞典最高峰。」

哇,好神奇,課本裡的那個三角形竟然活生生的出現在我眼前。

「好,現在,再看一次喔。」

車子順著路開著,過了一個小彎拐。

「不見了!不見了!山跑到哪裡去了?」

完全看不到,不管從哪個角度都看不到,不是被樹擋住了,也不是角度關係,整座山就這樣憑空消失了! 我覺得我的反應應該可以讓他講上好幾個聖誕節。

「太神奇了,就跟基努納一樣,到時候整個城市也會不見!你們這裡真是太神奇了啦!」

我的同路人非常驕傲,想不到爸爸的祖傳魔術可以娛樂到路邊載到的台灣人。

基努納就快到了,睡意被剛才的魔術暫時一掃而空,這個讓我心心嚮往的城市到底長的甚麼樣?在電影裡看到的基努納很冷冽,建築醜的很美麗,再幾公里就到了,有點緊張了起來。然後車子轉進市區,第一眼看見的是礦區,一個立著太空火箭的圓環,一座很奇怪的鐘塔。

「我載你到遊客中心好嗎?」

當然好!我這種不做功課的遊客最喜歡的就是去遊客中心了。

到達基努納遊客中心前,遇到一群坐著LKAB遊覽車,剛從礦坑參觀回來的遊客。下車,踏上基努納的土地時,真的有股想跪下親吻他的衝動,經歷了這麼不可思議的14個小時,這麼多人和這麼多奇遇,是作夢嗎?但我好累。

謝過這位靦腆的大哥之後,背上行囊,繼續一個人與一個大背包的旅行。

2015年9月20日

日不落國的14小時(七)─多出來的兩公里

眼前這條路,緩緩上升,兩旁的綠蔭讓從不下山的太陽有了點休息的空間,比起前方那條轟隆隆,生龍活虎的大馬路,眼前這條路毫無意圖的開展,用她自成一格的方式,不譁眾取寵的,安然自得的,攤躺在我眼前。

「就是她了,我喜歡這種風格。」

外環道路避免大量車流進入聚落,也縮短交通時間與城市間的距離,但穿過各個村莊的小路,往往集結了最美麗的風景,提供很有溫度的旅程。瑞典的小路上常出現七彩顏色的信箱排排站在路邊,轉個彎見到幾匹馬在草地上悠晃著尾巴,古色古香的教堂,有著一兩百年歷史的住家,還有小巧可愛還掛著以早廣告的商店...。小路上通常不太有車經過,人也很少見,如果遇到很多人車,那肯定是村子裡有活動了。
色彩繽紛的信箱

瑞典南部鄉村常見的景象

我腳下踏的這條路,正是這種風格的路。

這種路,坐在車裡往窗外看,賞心悅目,一洗旅途疲勞。這種路,也最適合騎單車慢遊,心曠神怡,全世界都屬於你。這種路,卻讓肩上負重(估計)超過十五公斤,超過十二小時未闔眼,年齡已經來到早起比熬夜輕鬆的人,吃盡苦頭。

而且是上坡。

是。上。坡。

但老天總是眷顧我,每當我懷疑自己的決定時,他總會派來個什麼讓我不要放棄希望。這次,又是一輛大卡車,轟隆轟隆的從背後駛來,我心一喜,竊笑了一下,「哈,我就知道」,然後一轉頭,是熟悉的黃藍配色,不祥的念頭一閃,看見車上那化成灰我都認得的標幟,「又是郵局的車!」,遵守合約,不能亂載人的那種。當下覺得命運真搞笑,所以給了神情專注的司機一個大大的笑容,祝他有美好的一天。

「好吧,但至少連郵局的車都從這裡經過,代表這條路真的是通往基努納的。」有時候連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哪來的樂觀正向積極態度。

不遠處依舊傳來大路的叫囂,「你真的不來嗎?這裡車很多喔!」我搖搖頭,甩開大路的誘惑,繼續往前走。

這條路越走越寧靜,自從郵局的卡車經過之後,我只遇見一台車,一個婦人,然後就是可愛的房屋和她們美麗的庭院,連個悶不吭聲埋頭苦幹的割草機器人都沒見到。

身體的疲憊讓我開始產生了怨念...
「這對父子真是不負責任,怎麼把我丟在這種鄉間小路?」
「拜託,人家載了妳二十幾公里,已經很仁慈了好嗎?」
「他們明明就住在這裡,難道會不知道這條路沒什麼車嗎?」
「妳自己下車就自作聰明不往前走去看看路標,憑感覺選路走,怪誰?」
「但他們這樣把我放在順路回家的地方就不管我,明明很自私!」
「他們自私的話就不會載妳了。」
「送佛幹嘛不送上西天啊?」
「人家都欠妳的就對了,自己的決定自己負責啦,少囉嗦!」

對啊,別忘了,it's your decision。現在這個處境完全都是自己決定造成的,而且托父子倆的福,才能身在此處,看見這番美景,不是嗎?

「別因為自己累就遷怒,糟蹋他人的善意。乖。」

藍天白雲紅屋綠地,美是美,很感謝有美景相伴,但走到這個地步,身心皆倦,想哭,真的很想哭。張惠妹的「三天三夜」已經快要無法提振我的精神了,王菲的「人間」也即將失效,這兩首歌在靠北之旅中不知陪伴我度過多少撐不下去的瞬間,但我就快要感受不到它們的魔力了。肩上的重量加重心裡的重量,我知道如果再不想辦法突破困境,會需要停下腳步先好好哭一場。

經過了村裡空蕩蕩的餐廳、咖啡店、汽車修理廠,像個空城,我真的很喜歡瑞典人口少,動不動就可以獨處,但那個當下卻又恨不得瑞典人口有如紐約或東京稠密。龜速繼續向前推進,反方向的車子突然多了起來,有趣的是,它們都來自同一條路,轉了同一個彎。車多的地方就是我現在該去的地方。現在線索出現了,好好鼓勵自己,繼續努力,永不放棄,並且下定決心,下次再見到路上有人,絕對要問清楚,「這條路對不對?」又或許真正的問題是,我的決定到底對不對?

「絕處逢生」,這絕對是我看到那個白鬍子老人在車來車往的那個路口割草時的最佳寫照。人在逆境中真的不能放棄希望,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希望什麼時候會突然來訪,「一但錯過就不再」,要警覺,好好把握!

白鬍子老人用大鐮刀在路邊劃草,瑞典的鄉間小路真的很有把時間凍結的能力,陽光灑在帽子上,穿著吊帶工作褲的他,直接放進五十年前的照片裡也不會顯得突兀。

我開心的向前走去,這次該我用生硬的瑞典語開口了,「不好意思,請問你說英語嗎?」雖然在瑞典幾乎人人都會說英語,但在非英語系國家,尊重當地的文化和語言,這是跟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之間,我能做到最基本的禮節了。在來到這個接近基努納的轉角之前,這個問題從來沒有Yes以外的第二個答案。

想不到我的第一個Nej(瑞典語的No),竟在這個時光凍結的轉角出現。

老人說,「Nej,我不會說英語。」

我的耳朵和腦袋一時反應不過來,他們沒有準備好接受Nej這個答案!但本能馬上繼續反應,我滿擅長跟不說英語的外國人交談,只要懂一點點對方的語言,加上肢體動作,他們有時甚至比會說英語的人還更友善,更樂意幫忙。

「到基努納嗎?」我用手指了指那條讓我想走,走了又想哭的美麗小路。想到不得不放棄她,心裡頭一陣刺痛。「還是這裡,到基努納?」我又指了指這條所有車子出現的小路,看起來毫不起眼,旁邊雜草叢生,還有個廢棄的修車廠。

老人指了指身邊這條不起眼的路說了一串話,「兩百公尺,到基努納」,我抓到的關鍵字。不死心的又指了指那美麗的小路,「到基努納嗎?」他笑笑說,也到,就是遠了點,不起眼的小路可以到聯外道路上,五十公里就到基努納了,美麗的路太遠了。

美麗的路太遠了,不得不放下,目前這個狀況,實在沒有本錢浪漫享受田園風光。對行囊不能貪心,對旅途也一樣,貪心不得,該放就放,也許只有不斷的體驗自己有的極限,才懂得更加珍惜得到與做得到的所有。

跟老人好好道了謝,準備轉向荒蕪的小路,在我默默失落之際,一件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老人發出了,我一直想親耳聽到的,專屬瑞典北方的,吸氣聲。

這是他們獨特的說Ja (Yes)的方式,自從我聽說北方人是這樣講話之後,就心心念念的想親耳證實,在挪威北部,聽到很多人以倒吸氣表示贊同或聽見了,但那種吸氣聲比較像是驚訝的聲音,跟瑞典北部的吸氣同意聲不太相同。要正確的發出這種吸氣聲,可需要一些練習。


實在不清楚為什麼北方人這麼愛吸氣,但在這個時間點願望清單上突然收集到一個勾,這多出來的兩公里當場合理了起來。

白鬍子老人繼續手上的工作,他一定不知道吸了一輩子的氣,竟在這一瞬間昇華。

我心滿意足的走上荒蕪的小路,聽到這道地的吸氣聲,值得了。

2015年8月31日

日不落國的14小時(六)─面對自己的試煉

時間上午接近十點,蚊子早已打道回府,帶著送報大哥給的溫暖後盾,繼續上路。離開他說的最佳搭便車地點,向前再走一些,因為跟麋鹿的相遇,心情仍有些激動,還是不敢相信上一段旅程真實發生過。

想不到,第二個奇遇在我依然沉浸於興奮之情中降臨了。

拍完這張照後不久,車就來了

車子停下,窗子拉下,駕駛用生硬的瑞典語說了一個有很多母音的字,25公里。

這是我搭便車至此,第一次遲疑。

第一次,「危險!」這兩個字加驚嘆號,浮現腦海。

車裡坐了兩個中東面孔的男人。

察覺到自己可疑的遲疑,很快的假裝聽不懂,拖延一點時間,好整理整理思緒。

所以我重複了這個應該是地名的單字,並嘗試用同樣生硬的瑞典語跟駕駛對話。

嘴上這樣說著話,心裡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的遲疑從何而來,暗自希望他們不要察覺這種心情。我快速的看了一下車內擺設,沒有異狀,他們很努力的用瑞典語告訴我,可以跟他們到下個地點,我也假裝很努力的想了解他們的話。

「或許我該用距離太短做為拒絕上車的理由?」我一度這樣盤算著。

繼續裝傻,重複著地名和25公里。

「妳現在是在用人的外表去評斷一個人嗎?」
「為什麼車裡坐著白人時妳就毫不遲疑?」
「所以白人不是壞人,中東人都是恐怖分子?」
「這明擺著是種族歧視。」
「妳覺得朋友說晚上走在街上遇到黑人會害怕是件荒謬事,現在呢?」
「妳不相信膚色決定人品,真的嗎?」
「妳知道妳遲疑的原因,不要騙自己。」
「不覺得可笑嗎?」

遲疑漸漸被羞愧取代。

我看著車裡這兩個貌似父子的中東男人,深色的髮和眼,蓄著小鬍子,不知道是不是因此被不公平的對待了多久?

「妳要加入那個行列嗎?」
「要這樣傷人嗎?」
「妳相信的價值是什麼?」
「妳不是立志要身體力行妳所深信的價值嗎?想想江宜樺!」

心裡掙扎的結論告訴我,如果今天不上這車,那我不只羞辱了這兩個人,自己也該羞愧到無地自容。

「不管了,就算真的有什麼危險,也不允許自己因為外表和種族而懷疑他人。」

他們可能覺得這東方人有點煩,這麼簡單的句子都不懂,駕駛有點不耐的說:「25公里,到Svappavaara,來不來?」

「好!」

懷抱著「理想比命高」的「壯士」心情,我連忙答應,就怕再遲疑下去,會被他們發現我的猶豫單純衝著外表來。

兩個人都沒有下車,我自己開了車門,坐在副駕駛座的兒子轉身把後座的兒童座椅一丟,甩到後車廂,把行囊卸下,看兒童座椅一眼,「也許我真的多慮了」,我一坐定,關上門,車子就開了。

沒有回頭路。

上車之後這對父子完全沒有轉過頭來嘗試跟我聊天,他們不在乎我是誰,從哪來,只需要知道我要去基努那。他們說著我聽不出來是什麼語言的語言,討論著什麼,有點激烈,父一度很激動,子有點無奈。不用跟他們交談,好不容易不用社交,總算可以放空一下,但對他們的對話完全沒頭緒,卻又讓我不敢全然放鬆。

「他們在討論要怎麼處理我嗎?」
「怎麼殺,屍體放哪裡?」

我回想著自己一路是否留下足夠的線索,如果人失蹤了,有沒有足夠的目擊者可以告訴警方我的行蹤?一路清查,我跟很多人接觸過,聊過,離開挪威的音樂節後就用簡訊跟一位德國朋友保持聯絡。如果失蹤了,至少不會音訊全無讓爸媽不知道去哪裡找人。

這些所謂的「危險」都是自己的幻想,既然都決定坐上車,繼續這樣小人心度君子腹,未免太假道學了。

所以決定放棄一切可笑的念頭,讓命運決定吧。反正如果真的要怎樣,至少我沒有因為族裔和外表歧視別人,至少到死我都對得起自己,最糟最糟就是賠上命一條罷了。我相信我相信的,不管怎樣,「It's your decision」。

換方向想想,這種「壯士小劇場」好像也是一種另類的歧視。

「唉,原來我也躲不過媒體的洗腦啊。」

一時半刻無法完全擺脫社會建造的刻板印象,但這次相遇也是個機會,察覺這個偷偷黏在腦袋裡不知道多久的想法,有機會跨出清除這黏垢的第一步,無法馬上清除也沒關係,至少察覺了,行動了。

坐在前座的父子當然沒有察覺我的小劇場,繼續激烈的用陌生的語言討論著,「可能是子不聽話吧」,「或媳婦表現不符父親期待」,「還是菜買太貴?」

就這樣,我在後座演小劇場,他們在前座演大劇場,母音很多的那個地方不知不覺中到了。

車子很隨便的停在路邊,父轉過頭很隨便的說:「基努那,妳要去基努那,這裡」,然後指指路邊的標示,我大致重複了他的話一遍,注意到前方還有一條車流湍急的大馬路,不遠處有個路標,又看看這條上坡的小路,標示寫著基努那沒錯。

我開了車門,道謝,他們不太在意的態度,讓我覺得再多謝意都是多餘。車門關上,車子飛快的開往上坡的小路,留下有點失落的我。

原來他們真的只是舉手之勞,完全沒有其他想法,連話都不願跟我多說一句。

唉,也好。至少知道我做對了。

看了看前面那條忙碌到車聲轟隆響的大路,以及還看不清楚的路標,又看看這條恬靜小巧的鄉間小路,標示著「基努那」,父與子告訴我是這條路,停止懷疑,就走吧。


  • 後記
    旅程最後在赫爾辛基跟接待我的沙發主聊到這段經驗,來自摩洛哥的他笑翻了,他說「妳根本聽不懂他們說什麼就確定他們是中東人?」胡思亂想了這麼多,「他們一定是沒辦法達成協議要如何處理妳,才把妳草草丟在路邊的。」又被調侃了。也對,也許他們是芬蘭人或俄國人,只是有著中東面孔,我又驚覺到自己眼界的狹隘。

    然後他又話鋒一轉,調侃起這些阿拉伯兄弟們,「我就常常告訴他們,要戴太陽眼鏡啊,中東太陽那麼大,他們長期瞇著眼,抬頭紋加上憂愁的表情,真的會讓人誤會。」語畢,該我笑翻了。

    「但不能全怪他們啦,畢竟那裡生活很艱難,太多戰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