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番話從一個在加薩難民營長大，2歲喪父，當記者的父親死於政治牢獄，5歲開始在街上幫母親維持家庭生計，5年前被以色列禁止回家，只好留滯瑞典至今的29歲巴勒斯坦人口中說出來，說服力十足。
來自巴勒斯坦的朋友名叫阿布度拉，今年29歲，結婚將近13年，有四個小孩，長期從事戰區兒童心理治療工作，創立了孩童的馬戲學校，一開始的運作由難民營裡的居民志願幫忙，現在已經由長大的學生們自行經營，向國外申請經費，足以雇用職員。阿布度拉說他從不接受跟美國的經費，他不信任美國的情治單位，也不希望資助單位對他的工作太多干涉，很多資助單位會利用捐款在巴勒斯坦蒐集孩童的資料，因此阿布度拉在取得資源時格外小心。
積極參與政治的他，五年前，被以色列當局逮捕，幸運獲得聯合國救援，來到歐洲，但交換條件是，他再也不能回到巴勒斯坦。從此他便留滯於歐洲，先在比利時工作了一陣子，又到西班牙，最後到瑞典落腳。現在的他，已經在瑞典開始新生活，在大學教授阿拉伯語，擔任地區政黨的主席，夏天閒閒就去幫朋友擺攤，賣紀念品給觀光客。兩年前，他的妻子和四個孩子終於可以到瑞典來，全家得以團聚。只是巴勒斯坦還有年邁的母親和其他家人，那些不知何時才能再見的家人和朋友。
「你知道以色列一年殺掉我們多少孩子嗎(註一)？我們就把他們生回來，他們殺不完的。」當我得知他年紀輕輕就有這麼多孩子時，看著我驚喜又羨慕的表情，他這樣告訴我。
阿布度拉的母親在他結婚時，告訴他一句話，「是巴勒斯坦人，就一定要生孩子，為了巴勒斯坦，要多生一點。」
總覺得「增產報國」這個過時的標語只是拿來說笑話時用的材料，想不到在地球另一端，有人竟忠誠奉行著。
阿布度拉的太太伊斯蘭，25、6歲，兩年前隻身帶著四個孩子來到瑞典，現在已經在鎮上一間旅館工作。來到瑞典，滿16歲的移民，只要得到身分證號，都可以免費參加SFI (Svenska för invandrare, Swedish For Immigrants)的課程，朋友告訴我，課程一般歷時兩年(註二)，完成課程之後即可開始找工作。伊斯蘭不懂英語，但她的瑞典語已經十分流利，跟她聊天，我第一次很慶幸自己學了一些瑞典語。
我問她喜歡瑞典嗎？瑞典的天氣讓很多來自溫暖國度的移民吃不消，也常聽外國人抱怨瑞典人很難相處，伊斯蘭說：「喜歡啊，孩子們也喜歡，這裡很好，但巴勒斯坦也很好，只是我們沒辦法在那裡生活。」她的孩子們很快的融入當地生活，中間兩個分別才六歲跟九歲的孩子一放學回家就跟鄰居的孩子在家裡玩的翻天覆地了，十二歲的老大也已經在學校足球隊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
下班回家的伊斯蘭，帶著我去超市採購之後，便回家準備晚餐，她的雙手龜裂，長期的清潔工作給不了肌膚修復的機會。阿布度拉收完攤之後就帶著幾個同樣來自巴勒斯坦的朋友回家，伊斯蘭慢慢的準備晚餐，一邊哀嘆手痛，一面休息，把麵團揉好之後，便開始備料。男人們邊抽菸聊天，邊逗小孩，他們似乎有全世界的耐心，到了將近七點，才發現時間好像有點晚了，「妳餓了嗎？」阿布度拉問我，「在我家，肚子餓了就自己找吃，不要客氣」，他這種阿拉伯式的大氣，我慢慢發現通常得打個折，但聽著總是心暖。不等他說完，其他男人們打開冰箱，拿出大桶大桶的冰淇淋跟甜筒，吆喝著孩子們，一人兩球三球的先填起肚子來了。
阿布度拉已經幫著伊斯蘭切洋蔥，擀麵一陣子了，接著男人們一個準備沙拉，一個幫忙顧烤箱順便當擋小孩的路障，晚餐終於有個樣子。我因為是個客人又是個完全不懂巴勒斯坦料理的局外人，而被拒絕在這個料理團體之外，只好跟小孩拉咧練習瑞典語。
刻板印象中，中東婦女地位低落，像男人的附屬品。但在伊斯蘭家，我看到了另一種景象。
飯後孩子們上床睡覺，男人們拿起巴勒斯坦手鼓，一種錫製的，鼓面是塑膠材質的，看起來有點廉價，聲音偏尖銳的鼓，邊抽菸，喝咖啡，拍著節奏就隨意地唱了起來。「我不懂，為什麼你們住在難民營？」我不懂為什麼有人會在自己的土地上住進難民營。他們拿出手機，從1948年開始話說從頭，然後我們談論起政治，「不好意思啊，跟巴勒斯坦人在一起一定會談到政治」其中一個英文很流利的朋友突然覺得抱歉了起來，「沒事，我很喜歡政治，而且跟台灣人在一起也一樣」，這種奇妙的嗜好和國家狀態好不容易遇到知音，有什麼好抱歉的。
他們告訴我以色列建國後如何一步步用屯墾區蠶食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人又是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難民。「我們不喜歡埃及，因為他們把邊界守得很緊，我們向東出不了以色列，往西埃及也不讓我們通過。妳懂嗎？埃及讓我們的情況更糟。」伊斯蘭跟孩子們就是趁著埃及偶爾大發慈悲開放邊界時，透過國際組織的幫忙，才得以來到瑞典。有關係的人自然有辦法用正常程序離開，沒關係的人，就得像其他兩位朋友一樣，先偷渡到北非或土耳其，再想辦法進入歐洲，而巴勒斯坦就此成為一個一旦離開，就再也回不去的家鄉(註三)。
聊著聊著，阿布度拉的電話突然傳來臉書視訊的鈴聲，「啊，是媽媽打來，難民營通電了」，朋友們跟我解釋，難民營每六個小時才送一次電，所以只要電話響，就表示那邊有電了。阿布度拉把電話遞給一位年紀稍長的朋友，他剛來到瑞典，不諳英語也不懂瑞典語，我們的溝通都得通過翻譯。「我媽問他幹嘛不回巴勒斯坦？問他待在瑞典幹嘛？」這位朋友花了四年的時間好不容易逃出來，妻子家人都在巴勒斯坦，「我就在這裡等著死啊！」這位朋友很幽默，逗的大家哈哈大笑，笑著笑著，他突然就哭了起來，「花了四年出來，到這裡等死」，看到一個大男人認真地哭了起來，其他人笑的更加不可收拾了。
心一酸，鼻一酸，笑笑也就這樣過去了。
阿布度拉跟他的朋友們都有個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人生不存在什麼問題」，他們不恨猶太人，事實上巴勒斯坦有許多世居當地的猶太人，他們世世代代和平共處，只是以色列這個從天而降的國家，處處壓迫原本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根本不應該存在，他們很歡迎猶太人到巴勒斯坦居住，但並非透過強迫驅離並壓迫當地人的手段。很多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猶太人不斷在爭取巴勒斯坦人的權益，這樣的行動遍布全球，很多猶太人因為同情巴勒斯坦的立場，面對更加巨大的壓力，「這些人最慘，但也最勇敢了」他們說。
「妳今年幾歲了？」「喔，恭喜妳！」，我滿臉問號，「恭喜妳還活著！」他馬上跟我握手道賀。我笑了。阿布度拉的老大今年十二歲，「我大兒子今年十二歲，已經經歷五場戰爭了」，「我們巴勒斯坦小孩的年紀是用戰爭次數算的」，朋友告訴我。以色列每兩年開打一次，「他們讓我們休息兩年，重建兩年，然後一切再從頭開始，我的工作永遠都做不完，孩子們不斷受到心理創傷」，就連阿布度拉最小的女兒也都經歷過一次戰爭了。生活在長期的武力衝突中，早已見怪不怪，「每個巴勒斯坦人家，一定有人因為戰爭而死，不然就是受傷斷手斷腳的」，他們談起這些事情的平淡，讓我反而沉重了。
阿布度拉自稱共產黨人，他說：「我很自由，伊斯蘭也很自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是很危險嗎？」我問他。「當你愛自己，你就會用『愛』去行動，也就不可能產生『壞』念頭去傷害別人」，「所以以色列不用怕我們，他們怕是因為他們心虛罷了」。聊到將近午夜，我們到海邊散步，剛哭過的大男人似乎已經忘記等死的心酸，騎著伊斯蘭的單車扛著釣竿，到堤防上等待那尾從不上鉤的魚了。
(註一) 在2014年以色列與哈瑪斯的衝突中，以色列被質疑蓄意攻擊平民，造成至少490名兒童死亡。Counting the kids的統計顯示，從2000年以來以巴衝突中，兒童死亡的比例是平均1名以色列兒童喪生，就有15.8名巴勒斯坦兒童喪生。
(註二) 這個福利對象不包括本來就會說丹麥語和挪威語的移民，然而這個立意良好的政策通常要花兩年的時間上課，得到永久居留權後，還必須參加「認識瑞典」的課程，但通常得到永久居留都是至少兩年後的事情了，移民們早已「認識瑞典」。申請身分的程序與融入社會的政策不同步，讓有謀生能力、專業背景的移民或難民無法快速投入瑞典就業市場，參與納稅人的行列，而得依靠政府補助生活，增加了社會福利制度的負擔。
(註三) 以色列政府全面否定巴勒斯坦難民的返鄉權，1948年逃離「以色列」的難民高達70萬，難民分布在加薩、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約旦河西岸。而巴勒斯坦的難民身分特殊，聯合國成立一個專門機構UNRWA，專責處理1946年至1948年間受衝突影響之巴勒斯坦難民的相關事務。現在全世界估計有7百萬民巴勒斯坦難民，但他們的基本人權並未受聯合國1951年難民公約的保護，這讓巴勒斯坦難民的處境更加困難，例如，在敘利亞巴勒斯坦難民的身分是「世襲」的，即使敘利亞出生的後裔也無法獲得敘利亞身分。
(延伸閱讀)
風傳媒：以巴衝突的四大癥結
